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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力:四年过去了,那些备受期待的司法改革举
2017-10-15

立案登记制改革

一个社会设立法院自然是希望法院来解决纠纷。但这并不意味着法院有能力解决一切纠纷。

一般说来,法院只适合,通常也只能依据法律规则或司法先例来解决有关校正正义的问题,即个案的纠纷。

但社会中常常有些纠纷,乍看起来是有关校正正义的个案,隐含的却是分配正义的规则问题。

例如,农村外嫁女能否继承父母遗产?

从相关法律文本来看,显然可以,这也符合新中国确立和坚持的男女平等的公共政策。

只是在中国农村社会,由于外嫁女事实上,由于不能和不便,不承担赡养父母责任,以及传统的大宗财产都是不动产且无法货币化,由此演化确立的农耕社会的普遍规范或民间法是女儿不继承家庭财产。

但如今中国社会变化巨大,遗产货币化不但可能而且常常成为现实,加上征地拆迁的经济补偿,遗产继承就成为中国农耕社会的现实可能,有关遗产继承的诉讼出现且日渐增加。

但法官仍很难应对。

因为这类诉讼实际要求的是废除农耕社会长期遵循的普遍规则。尽管很有道理,也符合法律和公共政策,但这样的司法判决往往会催生家庭内部围绕财产继承的矛盾和纠纷,并且会进一步促进这类案件的供给。

这就令法院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它从理论上的纠纷解决者变成了纠纷激化者和纠纷促成者。当然,这一点不应成为法院拒绝受理这类案件的理由。然而,这确实是司法改革的一个难题。

更重要的是,这类案件,无论结果如何,至少都有一方当事人可能将怨气转向法院。如何可能让人民群众在这样的司法个案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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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才可以看出,在任何社会,最大量的纠纷一定是通过立法(包括习惯法)、行政这类政治行动,通过仲裁、调解、互惠甚至相互忍让等社会机制,以及在现代工商社会通过保险这类市场机制,予以回应的,不可能指望法院来大包大揽。

法院只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最后一道,并不是最正义的防线,也不是最坚强的防线。

因此,仅仅抽象地理解法院的功能是解决纠纷,就显然不够。一定要在社会格局和政治体系中来了解和理解法院适合以及能够接受和处理什么样的纠纷。

这不仅涉及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政治学知识,还涉及市场、社会和政府的政治社会学知识,也还涉及对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和社会规范的社会学、经济学的理解,以及基于所有这些理解之上法官的恰当应对和长袖善舞。

仅仅有便民诉讼的强烈意愿,无论出于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还是进一步改革的政绩,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基本格局,任何大动作的影响都只可能是边际性的。

换言之,大致只能是“换汤不换药”。

这就是为什么虽更名为立案登记制,最终实际收获的就一定还是某种形式的事实上的立案审查/审核制。

(@澎湃新闻网)

扁平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法学界常常严厉批评,中国法院也一直声称或承诺要予以改革科层化的行政管理体制,希望建立符合审判工作规律的体制。

因此,有了法院“扁平化”管理的制度设计。

这种批评抽象来看确有道理,眼下强调“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法官责任制设计看起来也很有针对性,但由于缺乏其他学科的知识,因此无论是批评者还是改革者事实上都有意无意忽略了科层制发生的原理,不理解科层制所应对的中国法院系统和中国法官普遍存在的问题。

新的扁平化制度设计在我看来,很不现实。我敢预言,不用五年,科层制就可能以各种方式重现于法院的江湖。

中国司法要面对的一个最重大的社会制约就是人口众多,人口密集,因此许多法院都面对超量的案件。

因此,中国大多数地区的各个法院都有众多法官,其数量远远超过美国联邦系统的任何一个法院。事实上,许多法院,南昌必去的地方,如浦东法院、朝阳法院和海淀法院各自拥有的法官数量就超过了美国联邦法院系统的全部法官(625名)!

从管理学上看,一旦一个法院内法官的数量多了,内部若没有协调统一机制,即便都依据统一的法律或都遵循先例,各自独立裁判的法官或分别组成的合议庭也常常会对类似案件作出不同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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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不是理论推断,美国学者的经验研究就发现,联邦第九巡回区法院的法官人数最多(28人),无法全员听审,内部没有有效的统一协调机制,因此该法院的判决在某些方面最为反复无常。

同一法院内的不同法官判决分歧会令普通民众疑惑,有损司法的公信力。

当今中国,由于法院内法官人数太多,这个问题对法院权威的潜在威胁就更大。

在许多学人看来不符合审判工作规律——其实只是不符合美国法院和法官审判模型——的科层化就成了应对这个问题的制度措施之一。

这不是说科层化管理一定就好,它确实会侵蚀法官的一些独立判断。但问题是,如同韦伯曾经指出的,当众多专业职业人士共同从事一项受规则约束的事业之际,科层化是一个减少差错保证规则统一的组织制度措施,事实上是法治的保证。

在这一分析下,就并不存在某种始终如一更符合审判工作的规律这样一个本质主义的制度选项,只能选择一种在计算了所有成本(包括风险)收益之后的理性的制度。

法院系统中科层化管理体制的发生也还与众多法官的社会心理需求有关。

和所有人一样,法官也需要某种晋升机制来自我确认,这不仅意味着自己的工作获得了社会和体制的承认,有时甚至也需要借此来向同学、家人或熟人来“炫耀”。

这没啥丢人的,因为有了这种感受,人才可能会有幸福,也才会努力工作。

因此,法院系统是一定需要一种科层来满足法官的这种内在需求,激励法官努力工作。而且这种科层等级制至少对于一些法官来说必须是相当实在的(往往是具体职务,即具体能管某些人和事),不能只是些符号的(如按工作年份的统一晋升一级,无论是法官级别、干部级别或工资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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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一点不错,那么我们就能理解,中国的法院系统其实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甚至是在司法体制改革启动之后变得越来越科层化的。